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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夜行》不仅是一部推理小说,还是一部关于情爱的小说,学者对于《白夜行》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白夜行》中的人物形象塑造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 《白夜行》的作者用忧郁基调奠定男女主人公凄凉的爱情故事,在每一件事件背后都透露他们各自的感情纠纷,一切的一切都由深深的情感与无奈完全贯穿,时代的发展紧紧地牵引着人物的命运,直至结尾达到沸点。
关键词: 东野圭吾 《白夜行》 爱情
在《白夜行》中东野圭吾将主体内容围绕一个犯罪案例展开,贯穿各自凄凉的情感,用爱的线索追寻。东野圭吾在推理上拥有毋庸置疑的实力,将这份爱情藏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而正是这样漫长的叙事时间,使得这份爱情显得悲凉而厚重,让读者看到这一场涂满鲜血和罪恶的所谓爱情。读者在品读两人各自生活的时候在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这份躲在“白夜”里,“无法牵手”也“没有回头”的爱情。整本书情节曲折,各事件的设置又富有理性,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手法引人入胜,两人间的情感描写与人性社会揭露更让读者回味。
一、时代背景与作者经历
东野圭吾于1999年创作此小说,此时为泡沫经济时代,正如文中多次提及的一样,失业率剧增,大量人口失业,人们生活状况受到严重威胁,同时又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导致民众普遍感到生存的威胁。此时的日本人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开始疯狂追逐金钱等现实物质。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人们的道德危机慢慢显露出来。雪穗和亮司爱情悲剧的源头就是家庭的冷漠、社会的冷酷导致的人性扭曲,是雪穗和亮司儿时的不幸让“恨”的种子在心中滋长,结出“恶”的花朵并不断蔓延而不可遏制。
东野圭吾对于刻画社会问题与人的执著尤为擅长,并对主人公的情感描写独具一格。在日本泡沫经济蓬勃、推理小说新风潮再起的时代,东野尝试了许多新的切入点并决定以推理为手法,而且本书中主人公们的命运实际与他自身创作过程与内心情感有不可否认的联系。记者曾采访过他,他将《白夜行》中的雪穗比做他理想中的女性形象,而亮司的生活则比做理想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白夜行》中的部分内容则是作者的内心情感生活。
二、主人公人物悲剧性格与情感羁绊
山本雪穗是自私的,但同时集中了女性的完美,有着令人羡慕的美貌与身材。幼年的雪穗一定觉得所有遭遇都是因为自己出身卑贱,家庭贫困,所以她一直都渴望跃入豪门,过上富裕的生活。她不择手段地想要摆脱困境,甚至为了个人私利摆布他人的命运。因为她渴望改变一切,让自己跻身社会名流,永远脱离那贫民窟般的卑微气息,忘却让自己不堪回首的童年,用现实的物质弥补曾经受到的创伤。
雪穗是爱亮司的,她说:“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黑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明显她所说的太阳就是亮司,或者说是人性。他的出现带给了雪穗仅有的一束阳光。亮司对她的爱也就是她最后残存的一丝人性。但是,由于两人幼年的经历,每一次面对亮司时,她都会回到自己的过去,看到曾经被母亲出卖、被亮司父亲凌辱的自己,所以她不可能和亮司在一起。雪穗想忘掉的是不堪回首的童年,她用尽一切方式想要取得地位、金钱和权势,她认为这样就能获得幸福,一次次为了实现拥有幸福而犯下罪孽,殊不知她这样只能使自己和幸福背道而驰。所以,正如书中雪穗所说:“我不知道如何去爱人。”
雪穗和亮司之间除了幼年时残存的初恋之情外,更深的羁绊是两人之间由于那件事情所建立的坚不可摧的同伴关系,在他们两人的灵魂中,除了这点爱外,几乎也不剩下别的了。这是一种爱,但并不能单纯地称为“爱情”。正如书中的老警察所说,他们两人是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用他的话说,他们两人是枪虾和虾虎鱼的关系。但他们并不只是互相利用的,他们之间的羁绊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爱。
“这人……是谁?”�G垣看着她的眼睛。雪穗像人偶般面无表情。她冰冷地回答:“我不知道。雇用临时工都由店长全权负责。”“�G垣脚步蹒跚地走出警察的圈子。只见雪穗正沿扶梯上楼,背影犹如白色的幽灵。她一次都没有回头。”他们之间有深入骨髓的爱,但在文章结尾处以亮司去世、雪穗无情离去告终。此处是文章的高潮与结局,也是雪穗情感重大波动的最后阶段。亮司为了掩护她不幸跌落身亡,她甚至没有落一滴眼泪。这种冷漠不是她的刻意表演与逃避。亮司是她生命中唯一的一丝温暖,当她看到尸体的一刻一定给她重大的冲击,以至于她无法再表现出任何惊慌或悲伤神态,取而代之的是面无表情的冷淡,或许她的灵魂也瞬间消失了。她回头离开,像往常一样工作,但在她离开后自己内心已经发生细微的变化。她懂得亮司为她付出的一切,她要替亮司继续活下来,用合法手段谋生走入正途,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不辜负亮司无私地为自己牺牲的爱,当她微笑地与客人交谈时代表她的情感已经升华到下一个阶段。
桐原亮司是无私的,十九年间一直守护着雪穗,为她扫除前进的障碍,哪怕是牺牲自己的性命。或许因为小时候父亲玷污了雪穗使她内心愧疚,所以用这种方式向雪穗赎罪,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爱她。只要有人阻碍雪穗的生活,让她无法实现梦想,“守护者”便会立刻察觉到并除去他们。每一次行动都充满罪恶,受着灵魂的煎熬,但他心甘情愿,这样才能保护心爱的人。可最终雪穗不能够嫁给她。书中有一段描写侦探跟踪调查化名秋吉的亮司的情节:“这个人活着到底有什么乐趣?简直孤独得要命。”这是今枝对亮司的感叹。没错,他什么都不需要,因为他几乎没有了灵魂,没有了人性,陪伴的只有雪穗。在小说的最后,那把剪刀刺进了他的心脏。十九年前就该刺进去的剪刀,十九年后终究还是刺了进去,亮司用死完成了赎罪。
东野圭吾曾说,自己是相信人性本恶的。在他的小说中,最阴暗的罪恶背后往往是最绝望、最彻底的爱和奉献。这让人想到现实社会的深层原因。《白夜行》是推理小说,以命案开始讲述,作者并没直接说出凶手是谁,但文章多处暗示。此外两个人的情感变化更吸引人,他们两人既是害人者又是被害者,相互依赖。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可以随便践踏别人的尊严,剥夺他人的生命,道德在他们心里已经完全沦陷。在残忍手段背后却是脆弱的心灵与孤寂。“结果,雪穗从不以真面目示人,亮司则至今仍在黑暗的通风管中徘徊。”男女主角最大的愿望,就是手牵手在阳光下散步,然而这对于他们却是永远无法企及的奢望。他们只能在用彼此的光亮照耀下的黑夜艰难前行,为了生存,他们付出了无法偿还的代价。
参考文献:
[1]东野圭吾,刘姿军,译.南海出版公司,2011.9.
[2]张蓉.日本名家推理小说精粹出版.北京日报,2000.
[3]刘邦惠.犯罪心理学.科学出版社,2009.
[4]戴尔.卡耐基(美).人性的弱点.中国城市出版社,2010.
摘 要: 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白夜行》中的雪穗自幼就是城府颇深的女孩,学生时代成长为行走在灰色地带的少女,长大成人后更定格为貌美如花却蛇蝎心肠的女人。雪穗可作为东野圭吾塑造的“扁平人物”恶女形象系列的代表:为了掩盖不得已的恶行连续犯下新的罪行,生活在犯罪与伪装交织的网中。这一形象即源于作家的女性观,也展示出鲜明的时代色彩。
关键词: 东野圭吾;白夜行;雪穗;恶女形象
在日本,东野圭吾可谓路人皆知,“这个名字几乎已经成为推理小说的代名词[1]”但是在中国学术界的知名度还不大,远没有村上春树、川端康成闻名遐迩,可他在中国民间却拥有了大批忠实粉丝。“在中国,卖得最好的推理小说作家是东野圭吾,东野的版税甚至是其他推理小说作家的十倍以上。2008年出版的《嫌疑人X的献身》中文版推出一周之内就卖出了超过十万本,仅仅新经典文化一家出版社,2008年至今已经卖出了超过二百四十万本。[2]”可见他的作品确实有着独特的魅力。由于他原本是理工科出身,所以他的作品有着极强的推理逻辑思维,善于将事实放置于一层一层迷雾之中,让读者阅读经验期待视野焕然一新,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叙事技巧让他的作品在众多推理小说中独树一帜。
女性是东野圭吾长期关注的焦点。纵观他的所有著作,不难发现里面几乎没有散发人性光辉的善女,多的是外表美丽而内心狠毒如蛇蝎的女性,罪犯也多为女性,这些女性形象有着共同的特点――恶女。他笔下的恶女们,虽然确实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由于塑造出了一种勃发力量感以及角色本身的丰满,反而产生了异样的魅力,并且由于小说是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叙述,因此读者们对恶女产生的原因也有所了解,一定程度上对于角色的恶行也有所理解和宽容。其实这种现象在许多影视小说中很普遍,最受欢迎的角色不是正义英勇的男主角,往往是邪恶的反派赢得了大多数人的青睐,这大多是由于坏人表现出了人们受困于社会秩序、道德等因素而无法在现实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大家的价值取向有问题。
从女性立场看,《白夜行》是东野圭吾作品中的无冕之王。也许更多人喜欢《嫌疑人X的献身》,因为那更具推理性,更加挑战读者的智商,铺设的局中局可以说是很少人能够猜得到的,但《白夜行》带给读者的更是内心的澎湃与激荡。小说讲述的是两个少男少女悲惨的命运。亮司,生在一个条件优越的家庭,却有着一个背地里肆意宣泄恋童癖的变态父亲,又目睹母亲因为欲求不满和家里的雇员偷情。雪穗的境况更糟,父亲早逝,母亲西本文代靠出卖雪穗的身体给有恋童癖的“恶魔”来赚钱维持生计。两人青梅竹马。偏偏亮司的父亲又恰巧是“恶魔”之一。亮司为了保护雪穗,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雪穗为了不让事情败露,把知道真相的自己母亲也杀死了。而且把罪行推加到母亲的身上。法律对案子的追查期为15年,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两人约定,在今后的15年内,彼此要像陌生人一样生活,只有这样,别人才不会怀疑。没有了完整家庭的他们,在惨剧发生后,就这样各自生活了14年。渡过了平静14年后,亮司突然发现之前的案子还是有人在查,而且已经开始怀疑到自己和雪穗身上了。没有家庭温暖的亮司和雪穗,为了不让自己的罪行被发现,用尽各种手段把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一一除掉。“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3]”《白夜行》巨大的时间跨度、独特的叙述技巧、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显示了作者娴熟的语言驾驭能力,也标志着他从最初的探索时期步入中期的成熟时期,文章开篇便引入了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死亡事件:一件离奇的杀人事件和一个普通的自杀事件,实际上是由一条纽带联系起来――主人公雪穗。
一、自幼城府颇深
主人公雪穗的首次出场是在�G垣润三和古贺两位警官来家中向其母亲文代询问案件时。当警官问到“你妈妈在不在啊[4]23”时,一般“这个年龄的孩子听到警察自然会紧张”,然而雪穗却口气十分坚定道“我妈妈还没回来。[4]24”并且还通过查看证件让警官证实身份。在等待中,又让警察进门,这是因为“在外面等,附近的人反而会觉得奇怪。[4]25”一系列的对白和动作描写立刻让读者脑中浮现了一个超龄敏锐、心思缜密的小女孩形象,待人接物如此恰当,这个年纪原本是该躲在父母怀抱中撒娇,享受天真烂漫的生活,而她却处处留心、谨小慎微,顷刻间为这个典型形象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进门后,呈现在警官们眼前的是“没有丝毫明亮精美的气氛”“令人感到昏暗[4]31”的狭窄居所,作者很明显利用这个小环境对雪穗的性格、气质大为渲染。她在看一本名为《飘》的外国原著,而两位警官却说“那个我看过电影”“我最近都没看书[4]56”,并且还讨论了漫画。在这里,对于雪穗我们的认知又增加了,她还是一个有着文艺气质、高雅品位的小孩。�G垣再度环顾室内,在垃圾桶里发现了布丁的包装纸,转眼便与雪穗的眼神撞个正着,后来在警官询问其母文代时,为了逃脱嫌疑,原本打算撒谎的母亲在雪穗的提醒下只好道出实情。这件事情顿时让读者觉得这个小女孩是不是过分聪明?两位警官对此也有着同样的看法:“我问文代星期五桐原是不是来过,一开始她好像要回答没来。但因为雪穗在旁边提醒她布丁的事,她只好说实话。雪穗也一样,本来也是想隐瞒桐原来过的事,不过,因为我注意到布丁的包装纸,她才判断说谎反而会出问题。”“是啊,那女孩看来很机灵。[4]167”雪穗的城府已初现端倪。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按理说在这个年龄应该不谙世事,天真单纯,可是她却有着非一般人的气质,似乎让人不能拿寻常小孩的态度却审视。
紧接着,在雪穗设计将母亲和另一个“恶魔”除掉并嫁祸他们的事件中,她的沉着冷静和缜密的计划让人真是不寒而栗,年幼的她早就在心中布下了一步步的打算。为了摆脱这个贫穷苦难的家庭,就已经和有着高雅气质、擅长茶道的远房姑姑密切来往,之后便是为母亲制造一场看似“意外”的死亡,让已经有着亲密联系的姑姑正好出于喜爱和同情收养自己,方便获得好的家庭背景、好的教育。“她隐瞒母亲自杀还有另一个理由。可能这对她来说才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形象。母亲死于意外会引起世人同情,但若是自杀,就会被别人以有色眼光看待,怀疑背后有什么不单纯的原因。为将来着想,要选哪一边应该很清楚。[4]467”小小年纪能看穿世人对这两种死法的权衡,并作出了超脱伦理的选择。那么普世的看法是怎样呢?如果是“自杀”,母亲会被冠上畏罪自杀的帽子,人们会怀疑她是为了掩盖情夫杀人的真相,而雪穗也会因此被人侧目;但若是“意外身亡”,世人的关注点会放到存活下来的小女孩,会对她产生同情,也会使她以后的路好走许多。权衡之下,雪穗选择将母亲的死伪装成后者。她的身上早已埋下了深深的罪孽,这株芽儿在幼苗时期就浸泡在毒液之中。 二、灰色地带的少女
“有一株芽应该在那时就摘掉,因为没摘,芽一天天成长茁壮,长大了还开了花,而且是作恶的花。[4]469”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案件慢慢被人淡忘,雪穗俨然活成了自己预想中的样子,彻底和不堪的过去挥手告别,她“透着聪慧的面容,高雅而无可挑剔的举止”“身边总是围绕着许多人[4]538”,仿佛过去的那个自己并没有出现过,原本就是如此。然而,这株芽儿却将浸满毒液枝蔓伸向了无辜的地方。
初中时,雪穗和同班同学藤村都子在别人眼中都是才女、美女,都子对雪穗怀有竞争意识、又在背后四处散播雪穗身世,对她恶意中伤,导致后来被雪穗设计陷入强暴案中,造成极大的心理阴影,雪穗伪善去安慰都子,怀柔了这个竞争者。步入大学后,雪穗和好友川岛江利子在社团活动中认识了社交舞社社长筱冢一成,很快在一成的追求下,江利子坠入了爱河,并且在一成的改造下变得美丽自信开朗,不再是雪穗身旁的绿叶,成为一朵娇艳的百合。雪穗不喜欢别人比她强,一成显然是雪穗看中的人,是企业的继承者,是自己向上爬的阶梯,让江利子离开,而她留下是最好的接近一成的方法。于是江利子自以为那么多年的友情,也终究逃不过命运,仍然在雪穗的策划下成为又一名强暴受害者,伤口永远不会再愈合。可是她用尽手段,一成还是无法忘记心上人,并在一次又一次的接触中看清了雪穗的真实面目。回顾一下被收养后雪穗的历程,不难发现这看似完美的姑娘选择了依附黑暗,似乎在扫清所谓的障碍中赢得了快感或者说是活着的实感。看不到她对从前暴力的谴责,看得到的只是这个人日后对暴力的放纵。且不说报复只会造就更多的痛苦,短暂的愉悦过后只能是更大的空虚。最重要的是雪穗并没有报复当初的施暴者,当然,她也无法做到,毕竟已经被桐原亮司杀了,她的行为更像是把自己的怨气化为私欲以极其自私的方式强加于他人身上,这也是这个典型形象受人诟病的主要原因。看似坚强独立背后隐藏着患得患失的不安,看似温柔体贴也不过是伪善,看似坦诚却有种莫名的威逼之感,好似抓住了人性道德的缺点强迫他人接受她所谓的苦衷,以至于她只有不停地通过粉饰甚至不惜动用违背道德的途径来加工看起来完美的形象。然而外表举止再怎么善于伪装,这个恶女的眼神里还是“有一种微妙得难以言喻的刺,那是更危险的光,可以说是隐含了卑劣下流的光,真正的名门闺秀,眼神里不应栖息着那样的光。[4]”
三、蛇蝎心肠的熟女
如果说毁掉别人的生活是出自于对他人的报复,那么在作恶时还搭上了自己的婚姻幸福,这又是何等的冷漠残酷?一向像天鹅一样高贵冷艳的雪穗开始在社团活动中寻找另一个猎物,主动找成员高宫诚教自己舞步,在一次一次的单独练习中两人很自然地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当然这一切也是在她的计划之中,因为她需要一个殷实的家庭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然后在高宫诚电话中的窃听器中,他发现了诚爱上了公司里即将辞职的三泽千都,眼看着自己的计划即将破产,一切欲求即将化为泡影。她便安排自己的“虾虎鱼”桐原亮司假冒警察使诚失去了表白的机会,只好如期娶了自己。在他们最初的婚姻生活中,雪穗一直扮演着良家妇女的角色,因为她需要利用好诚的价值,使他为自己的店铺投入资金,可当诚失去利用价值后,雪穗便计上心来,安排了三泽千都和高宫诚的“偶遇”,原本情投意合的两人迅速擦出火花,旧情复燃。于是,高宫诚便成了一个对雪穗怀有愧疚的人,认为是自己不忠导致了这段婚姻的死亡,“对于离婚,法律政策和世俗眼光往往站在丈夫一方。[5]”如此雪穗便片叶不沾身地摆脱了这段已经无用的婚姻。接着,她遇到了第二位高富帅筱冢康晴,然而他的女儿筱冢美佳却无法接受这个年轻的继母,为了制服这个丫头,雪穗同样使用了凌辱的方法让美佳乖乖闭嘴。
最让人觉得雪穗冷漠无情、心肠歹毒的莫过于当桐原亮司被警官�G垣润三逮捕时,用曾经和雪穗一起做剪纸的视若珍宝的剪刀扎进自己胸口的死亡方式来换取雪穗的安全,雪穗却无动于衷。
“这人……是谁?”世垣看着她的眼睛。
雪穗像人偶般面无表情。她冷冰地回答:“我不知道。雇佣临时工都由店长全权负责。”
……
只见雪穗正沿扶梯上楼,背影犹如白色幽灵。
她一次都没有回头。
小说由此结束,一个外表纯良无害、内心却阴暗毒辣的恶女形象跃然纸上,在感慨东野圭吾独特的叙事结构的同时,对雪穗这个典型的恶女印象想必更为深刻,雪穗幼时遭遇的确引人同情,并谴责那些毫无人性的勾当,但是这并不能为她后期的行为买账。曾经的创伤能否作为日后行走在灰色地带的借口?当然不能,毕竟怎么能用从前的悲开创今后的恶。东野圭吾笔下的雪穗,似乎一生都要带着隐形的枷锁,再度回首她缺乏爱的表现,恍然,或许她其实并不爱自己。
四、恶女形象的特质
其一,蛇蝎美人。东野圭吾笔下的雪穗和他其他作品的女主人公大同小异,她们都是容貌出众又心狠手辣的带刺玫瑰,都对男人有致命的吸引力,都是为了钱财而犯下罪行,背叛爱自己的人,更兼都是不断地为了弥补错误而犯下新的罪行,导致破绽越来越大。这里就单说唐泽雪穗这一典型形象。恶女自持美貌,善于伪装成楚楚动人的假象来迷惑他人,内心肮脏无比,黑暗阴险。对违背损害自己利益的障碍绝不留一丝温存,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比任何人都看清社会的黑暗和人类的险恶;
其二,由被害到害人。穿越到每个人的童年,去倾听他们残缺心灵的内心独白,那都是滔天巨浪。幼时的阴影会对人的一生造成多大的影响?童年残缺的人在成年之后总是会受到童年的影响,残缺了什么就想要补回什么,残缺的越大想要补回的执念就越强。这点在雪穗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幼年的雪穗曾被猥亵,恶魔还不止一个。顺着这个思路想就会明白雪穗的执念是什么。被逼出卖身体会失去他人的尊敬、羡慕,会获得他人的同情、非议。这就是雪穗的残缺。这份残缺太强烈了,以至于给雪穗种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执念――若要弥补这份残缺,就要不断获取他人的尊敬、羡慕,所有胆敢同情非议她的人,她都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要让他们尊敬她,羡慕她。但道德也好法律也好,约定俗成的潜规则也好,世上没有哪一条规矩说了:被伤害过的人就有权利去伤害其他人,不幸的人有权利将阻挡自己幸福的人变得不幸。 其三,可恨人背后的可怜。恶女们在游戏人间、为非作歹的同时,也必定会失去作为普通人的乐趣,从小说的字里行间里也能透露处内心的空虚,她一直费尽心机地在生活,除了亮司几乎没有人真正爱过她,筱冢一成喜欢川岛江利子,且能一眼看穿她,高宫诚结婚前就想反悔了,一直爱着另一个女人。一次伤痛几近杀了自己的灵魂,恨是一把双刃剑,在刺向别人时也让自己血肉模糊,任何民间法庭,都是对法律最大的破坏
其四,品质始终如一。东野圭吾将恶女塑造成扁平人物,“扁平人物的塑造方式,即某种静态的塑造人物的方式,只表现一个单一的性格特征,也就是只表现被视为人物身上占统治地位的或在社交中表现出的最明显的特征。[3]”细究雪穗这一形象,不难发现在年幼时她的身上就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缜密、敏感、颇具城府、气质高雅;高中大学期间更是冷酷残忍、攻于心计,神出鬼没;成年后的她依旧是笑里藏刀、伪善、心狠心辣,在小说中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形象特点,并没有因为成年后拥有了财富、地位、家庭而开始向善,从始至终都是一个邪恶的形象。虽然物质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是在精神上却是没有归处,就算成功的达到目的依旧是心无处安放。
当雪穗说“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凭借着这份光,我便能把黑夜当成白天。我从来就没有太阳,所以不怕失去。[4]”时,她终是没有领悟:外因所起的作用根本上讲,其实是帮助调动人们的内心,推波助澜地使我们自己意识到什么才能让我们平和而幸福。因而最根本的是能够自我醒悟,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真正的智慧源自内心。很遗憾,对雪穗而言,最缺乏的爱应该是包容。不是包容他人,而是要包容她自己,其实并不是要求雪穗自救,毕竟她只是个书中人物且事已成定局。这个词是对读者说的,作者为何会塑造这样一个人物,见仁见智的事,一如有人看到了劝慰。对于我们实实在在的人而言,希望能够谨慎对待自己的人生,不要永远受困于他人加诸身上的恶。
五、塑造恶女形象的原因
1.东野圭吾的女性观
艾氏在《镜与灯》中提到:““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6]”东野圭吾的作品中创造的女性形象都是恶女登场,常常会显得妖魔化女性。但是换个角度看,文学作品出现夸张的手法加剧冲突也很正常,通过放大一些特质来反映人性。一路发展下来,其本质的属性之一,就是“女性讲义”,其中呈示的是作者的女性观。撇开东野的一些早期本格小说不谈,我们不难看出,他的作品实相虽然是一步步走向黑白幽境的人性森林,但根本上则体现为从“恶女”到“圣女”的进化。在日本,女性的魔鬼与天使两面,主要外化形式就是恶女和圣女。日语中,“‘恶女’一般指的是会诱惑男性、有魅力且危险的美女。‘恶女’虽然危险,但是有神秘的魅力,男性虽然有害怕之心,但又总是情不自禁不能自拔。[7]”与柔弱的天性常态相比,更能激发男性的种种遐想。东野本人就曾不只一次地自承,他的最大愿望是缔造一个“穷极魔性之女”。
2.鲜明的时代色彩
“文学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的语言和文学上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又要受到总的文化环境的巨大影响。[8]”从传统上看,“日本的社会是一个按照年龄、性别、家族关系、社会关系的不同组织起来的拥有上下之分的阶层制社会。[9]”长期以来一直是以男性为中心。明治维新以前,《女大学》被奉为妇女必读的“圣经”,它宣扬“三从四德七出”等歧视和压迫妇女的封建礼教,束缚了女性的思想和行为。“妇女是丈夫的奴仆,是为了实现家的延续目的而生儿育女的工具,在社会中处于无权地位,被认为是‘无行为能力的人’[10]”男人挣钱,女人持家”是日本家庭里男女分工的基本形态,“即:女人――家庭的;男人――社会的。[11]”在经济上依附于丈夫是日本女性家庭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人们在电影中看到的男人一进门妻子就迎上去接提包、帮丈夫脱外衣小心伺候的情景目前虽已不多见,但是找一个职业稳定和收入丰厚的可靠丈夫仍是日本女性的基本婚姻观。东野将《白夜行》背景发生在70-90年代,对日本来说是个极其有意思的年代。那时日本经济飞速发展,逐步有了较大的发展,女性开始在工作上取得成功,外出工作成为了一种潮流,“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百分之四十的日本企业是由女性支撑的,妇女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12]”但同时导致了贫富差距、社会地位悬殊,他塑造的许多角色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是差距极大的。这也为雪穗小时候家庭条件疾苦创造了条件。而且当时很多人会拿钱来做投资,也决定了亮司他们家当铺的好生意。日本战后宪法明文规定:男女在法律上、社会和家庭里地位平等。对于性别这个话题,东野圭吾在《单恋》里是这样写的:“许多人相信血型可以影响性格的说法。按照那些人的说法,人类可以分为A、B、O、AB四种类型。相信这个说法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不会因为血型去歧视他人。我认为即使血型不一样,但同样属于人类的事实不会改变。同时我也知道,若当真要分类,也不能粗粗地仅分为四个类型。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被染色体的类型束缚呢?为什么不能想到不论是XX还是XY,抑或除此之外的类型,同样都属于人类呢?”[13]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自己。东野圭吾作品里面的恶女都是极具性格的,不管是做职场女性还是家庭主妇,就算是被日本社会环境限制住,恶女们也都像男人一样支配着自己的欲望,没有因为自身是女性这一身份而约束天性。
恶女形象的塑造表明了东野圭吾的女性观,女性并不是是温顺的小绵羊,一旦被男性压迫到极点,她们便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即使是非法的手段,也会达到和男性平起平坐的地位,甚至是超越男性,越来越朝着开明的方向发展,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所以说“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造就的。[14]”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15]。在《白夜行》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不幸的,更何况恶女贵为主人公。小说里并没有很多地描述雪穗小时候有多么悲惨。对于雪穗来说,悲惨这个词就要更为真切得多,幼年即被母亲卖,成为男人的泄欲品这样的事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当这样事件发生,爆发就只是时间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唐泽雪穗是不是化作了什么――扑火的飞蛾。这有可能避免悲剧么?如果唐泽雪穗不住在这片是非之地,不害死母亲,她也许就不用背负着沉重的枷锁,更不用为了掩埋真相把罪恶的雪球越滚越大。但是那又怎样呢?桐原亮司撞破了事情真相,即使是孩子,也没办法像没事一样手牵着手走在阳光下吧。他们所能掌控的只有解除恋情而已。除非,做出更加决绝的决定。爱和死亡是人类心中永远的痛。
摘要:推理小说《白夜行》以其独特的忧郁基调和主人公之间爱而不能的感情纠葛向读者讲述了一个残酷的爱情故事,从而突破了传统推理小说的写作思路,而更多地着眼于人性和社会问题,掀起了日本推理小说的又一高潮。
关键词:东野圭吾;《白夜行》;推理小说 ;凄凉无望;冷静缜密
东野奎吾的时代处于日本推理小说 发展的鼎盛时期。一般而言,推理小说多是作为大众文艺而流传于民间,以情节曲折离奇、表述通俗易懂而深受大众喜爱,但是学界对其关注和研究者则甚少。这主要是以往推理小说重情节轻语言和人物形象塑造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然而随着推理小说发展的日趋成熟以及读者接受能力的不断提升,推理小说不再以破案为最终写作目的,反而更多地关注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社会问题的深思。而东野奎吾之所以能在推理小说泛滥的日本掀起一阵狂潮,主要得益于其在情节曲折之外,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创作手法以及社会和人性问题等都有着深深地思索,进而受到了一致好评。
一、 自私而完美的唐泽雪穗
东野奎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唐泽雪穗比作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而将亮司的生活比作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这是因为他们身上都有相似之处,都为了守望而无私奉献:亮司心甘情愿地守望唐泽雪穗,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雪穗为了守望自己既定的生活,哪怕反复利用真正心疼自己的人。他们都在绝望中祈求生存下去,他们都是怀抱理想的坚强之人。
唐泽雪穗有着“聪慧的面容、高雅的举止、完美的身材和非凡的智慧”,这样的理想女性 自然是男性所憧憬的,男性也极易为其美貌所吸引而任由雪穗摆布。为了自己的身世不被揭穿,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地位,她不择手段,利用亮司对她的无私守护而制造了许多意外事件。然而当谜底一步步揭晓的时候,在亮司为了掩护她而不幸跌落身亡的那一刻,她头也不回地走了。这正是“绝望的念想,悲恸的守望”。二、无奈无私的守望者桐原亮司
故事一开始就安排了桐原亮司父亲的离奇死亡,而杀死父亲的凶手一直未能找到,直到该书的末尾才道明了原来杀死亮司父亲的凶手正是桐原亮司自己。在这个谜底还未揭晓之前,亮司一直受到良心的拷问,同时又夹杂着对父亲玷污幼小的唐泽雪穗的愤恨,而这种爱恨交织的感情只能通过他多年来暗地里无私帮助雪穗才能得到一丝丝化解。因此,这也是亮司一直无私守护着雪穗的原因之一。在许多同学的眼里,亮司是个低调、沉默寡言的人,不会和任何人走的过于亲近,也不愿在任何场合凸显自己,总之是一个难以接近的家伙。然而他私下里却有着另一面:对 金融市场的敏锐直觉、处事手段的高明和对唐泽雪穗的言听计从。这些在外人眼里都是看不到的。只有在唐泽雪穗面前,他才变得谦恭和顺从,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然而就是这样义无反顾地守护,最终换来的却是雪穗“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那刻的亮司多少是有些无奈和绝望的。而当亮司死去的那一刻,雪穗的灵魂也跟着消失了。
由此可见,《白夜行》是一部推理小说,也是一部关于情爱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谁是凶手已经不是人们最关心的话题,而唐泽雪穗和桐原亮司之间的感情 发展和人性表现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唐泽雪穗和桐原亮司的性格都是人性的悲剧,只有在彼此间才能展露自己的真实面目。雪穗为了谋求金钱、利益、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不惜一切手段借助自己的美貌一步步获得自己想要得到的一切;桐原亮司则为了内心的愧疚和赎罪而以爱的名义一步步逼迫自己走向死亡。
在故事主人公的人性由于受到社会不良环境的影响而出现扭曲时,读者不禁要将批判的触角深入到更深层的社会根源层面,从而深度挖掘造成唐泽雪穗和桐原亮司进行系列犯罪的动因。而作者东野奎吾正是通过情节的曲折离奇、逻辑的思维缜密、悲恸无望的爱情故事以及令人匪夷所思的结局使得故事主人公形象得到了入木三分的刻画,由于桐原亮司只想和雪穗“能手牵手在阳光下散步”的希望最终变成了无助的绝望,从而使得《白夜行》因为凄美爱情而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大力追捧。
参考 文献:
[1]东野奎吾.《白夜行》. 刘姿君译.南海出版公司 2011年9月
[2]李昕.推理小说为何能燃烧 中国书市?[J].新观察2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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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获得巨大进步,“旅游景区地域性和旅游地区品牌化”成为趋势,地域化旅游整体文化形象的竞争成为当前旅游竞争的主流。由此,旅游特色形象的策划设计富有特色,成为旅游地域的重要制约因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定位与形象塑造初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文章分析了西咸地区文化旅游特色,探讨西咸地区的文化旅游品牌定位原则和文化旅游形象塑造。旅游品牌定位原则:整合区域资源优势,以公共品牌为主导,公共品牌与企业品牌相结合。文化旅游形象塑造:塑造多主题形象,树立一体化形象,加强形象传播。
【关键词】品牌定位;旅游形象;西咸地区
陕西省西安、咸阳两市在地理区位上紧邻,文脉相承,西咸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品类多样。长期以来,陕西作为旅游大省一直以西咸地区密集的周、秦、汉、隋、唐时期文化旅游资源蜚声于海内外。本文从区域旅游资源整合的视角来探讨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的定位与其旅游形象的塑造,为西咸地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方向提供一些思路。
1、文化旅游资源品类丰富
文化旅游资源从形态上涵盖了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园林文化、艺术文化旅游等多种形态。西咸地区文化旅游资源包含以上种种形态,且每一种都有其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例如,我国古代文化发展鼎盛时期周、秦、汉、唐的都城遗址以及帝王陵寝绝大部分都分布在西咸地区。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西咸地区坐拥阳陵国家遗址公园、秦始皇陵国家遗址公园、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汉长安城遗址公园、秦咸阳城遗址公园等数个,其规格之高、数量之大,居全国首位。在此资源基础上能够引申发掘的与体验各朝代社会文化风情、考古各历史遗址遗存相关的文化旅游产品线路多种多样,不胜枚举。
2、文化旅游品牌认同度高
西安与咸阳本身为全国距离最近的两大城市,在西咸地区开展的旅游活动也呈现出联系紧密、共同完成的频次较高等特征。近年来陕西省对区域旅游资源进一步整合,为西咸地区打造出综合配套的东线与西北线旅游线路。其中东线以西安地区秦兵马俑博物馆及遗址公园、华清池、骊山为主要景区,西北线以咸阳地区汉阳陵、茂陵、唐乾陵、昭陵等为主要景区。这两条旅游线路特色鲜明、相对成熟,在广大海内外旅游者心目中有较高的知名度与认同度。在此基础上,西咸地区进一步加强旅游产业一体化发展,拓宽文化旅游方向,打造文化旅游新品牌,也将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1、定位现状
对于文化旅游品牌的定位问题,实际上是探讨如何在旅游者心目构建起与其他竞争对手有所区别的形象问题,也是如何以个性化、创新化打造文化旅游产品的问题。西咸地区的文化旅游产品本身具备优质的资源后盾与口碑基础,但在整体形象的呈现上还存在着设计不够精心、定位不够明确、传播不够到位等诸多瑕疵。如,西咸地区为数众多的旅游资源皆可称为具备世界级水平,但旅游者普遍认知水平不高,只知兵马俑、乾陵等少数景区景点,忽略其他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文化遗产,难以形成更具特色与创新的优质文化旅游产品印象。这事实上也是缺乏明确的品牌定位与推广的结果。
2、定位原则
根据区域旅游品牌定位的相关理论,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的定位应综合考虑资源条件、社会条件、经济条件、客源市场等多方面因素,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出发简单探讨定位的方向:
(1)整合区域资源优势。西咸地区具备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与资源基础,但由于整个西咸地区包括两市一区(西安市、咸阳市及西咸新区),在经济运行与政府运作方面区域内有各自的独立性,旅游产业的共同发展也由于利益的独立性而受到相应制约。对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的定位必须突破各自为政的窠臼,对区域资源进行优势整合。例如,在推出文化旅游产品时着眼于整个西咸地区,而并非其中的某一市某一景区,应有整体观和大局观。选择以不同的文化主题的形式整合相关文化旅游资源不失为一个好的思路,具体问题留待以后探讨。
(2)以公共品牌为主导。公共品牌的构建可以简单理解为政府的行为与驱动力。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定位关系着整个区域的旅游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一个公共产品的特征,因此政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不可忽视。换言之,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的生产主体应是政府。公共品牌的定位需要政府制定长远的、总体性的旅游发展规划,并加强对本地区旅游品牌的推广促进。
目前国务院在西咸地区设立的西咸新区可以成为构建公共品牌的中坚力量,作为首个以创新城市发展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在行政上综合西安、咸阳之力,一些受到行政区划所限而难以完成的政策层面的问题可以由西咸新区政府在新区范围内尝试进行,其中也包括文化旅游公共品牌的构建。例如,可采用面向客源市场的旅游宣传推介活动、面向社会公众的旅游优惠活动、面向区域内旅游企业的税费减免、完善地区旅游交通与环境设施建设、提供更全面与及时的旅游服务信息等方式,推广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的优良形象。
(3)公共品牌与企业品牌相结合。在公共品牌建立的背后,必须有旅游企业品牌的实力支撑。打造一批高水准、高认可度、高知名度的精品景区景点,做强重点文化旅游产品,是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构建的必由之路。以2012年成立的陕西西咸文化旅游产业集团为例,西咸文旅已启动了“西咸国际文化教育园区”、“北国风光文化旅游中心区”、“新西部影视基地”等重点项目,就是在区域发展的平台上打造强强联合的优秀企业品牌,与公共品牌相结合,进而推进西咸地区整体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除上述外,西咸地区也有一批优秀的企业品牌正在迅速发展,如主打葡萄酒文化之旅和主题星级酒店的咸阳张裕瑞纳城堡酒庄,拥有多家4A级以上景区、文化主题酒店、文化演艺项目的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等。区域内企业品牌之间可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最终形成良好的联动作用与规模效应,共同为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特色化、创新化定位发力。
1、塑造多主题形象
目前西咸地区文化旅游的形象塑造,还停留在较为模糊和笼统的阶段。旅游者可能知道秦朝帝都咸阳和十三朝古都西安,但就西咸地区整体的、多样化的文化旅游项目知之甚少。塑造多主题形象是一个可选择的路径,如,唐文化主题下,大雁塔?大唐芙蓉园与唐城墙、大明宫遗址公园、唐乾陵、昭陵等景区整合打包构建唐文化旅游线路;秦文化主题下,秦始皇陵、兵马俑、咸阳养生温泉、秦腔戏剧等文化旅游产品项目可以进行归纳策划;汉文化主题下,丝绸之路起点、汉城湖、汉长安城遗址公园、汉阳陵、茂陵、杜陵等有汉文化背景的旅游产品项目可组团呈现于市场;还有西咸民俗风情与民族特色文化主题、西咸特色饮食文化主题等等。这些多角度主题的内涵挖掘、产品组合与宣传推广都大有文章可作,有助于增进目标旅游市场对西咸地区文化旅游的认知度。
2、树立一体化形象
多主题的旅游形象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各行其道,在进行整体品牌定位的同时,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应树立起一体化的形象。对于一体化形象的设计可以借鉴企业识别系统(CIS)的相关理论,在政府主导作用下,配合有利的旅游发展政策,设计具有较强区域辨识度的视觉识别系统(VIS),利用系列化的视觉符号通过旅游者能够广泛接触的层面,实现文化旅游形象的统一,如,设计西咸地区文化旅游统一的LOGO、各文化旅游主题统一的风格等;还可引入人文识别系统(HIS),通过对西咸地区精神、信仰、知识、艺术、历史、传说、语言、风俗、习惯和人文遗产等特有的人文资源进行整合设计,进而加深旅游者的体验度,感受本地区独有的文化,如,在整理西咸特色文化品牌的同时,利用开展丰富的民间艺术、弘扬当地民俗文化的各种方式与文化旅游资源的内涵发掘相结合,将文化旅游活动渗透到当地日常生活中去,重现文化基调,带给旅游者更深刻的旅游感受。对于西咸地区文化旅游一体化的形象塑造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具体操作还应综合考虑行为识别系统(MIS)、理念识别系统(BIS)等的设计,在此不一一赘述。
3、加强形象传播
在塑造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形象的同时,该形象向旅游市场快速、深化地推广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利用传播要素通过构建优质高效的传播途径,根据市场反馈不断调整、更新形象传播策略,有助于促进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形象的不断提升。具体到传播策略,方式方法多种多样。从传播媒介中,可选择电视、广播、报纸、户外广告、书籍、影视等传统媒介,也可选择网络、移动客户端等新型传播媒介。以当下受众最广、传播速度最高的网络媒介为例,建立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形象推广的官方网站,在网站页面内对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梳理、归类,方便公众进行浏览与取得相关背景知识;
西咸地区政府及重点旅游企业也可与腾讯、搜狐、新浪、网易等大型门户网站联合推出文化旅游专门的板块,或借其平台建设电子邮件、论坛、博客、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利用网络媒体的便利性向公众发布最新的西咸地区文化旅游活动资讯,使公众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关注到西咸地区的文化旅游形象,达到品牌形象深入人心的传播效果,提高更高层次的认同度。另外,相关数据表明,举办高规格、大规模的节事活动对于区域旅游形象传播有较大的影响力,节事活动能够在短时间内集聚大量人气,使地区旅游活动产生强烈的旅游吸引力,西咸地区打造文化旅游形象也可从大型节事活动找切入点,提升文化旅游品牌的美誉度。
总体而言,西咸地区文化旅游资源基础十分优良,但综合开发利用度还远远不足,旅游产业一体化程度较低,社会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为本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选择适当的品牌化战略、塑造优质文化旅游形象任重道远,本文在此仅作粗浅初探,未来学界、业界、政府应共同发力,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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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沿袭1949年以后的官方文学体制,培养出大量庸俗腐朽,阿谀逢迎体制内作家,旷日持久地制造出人类文明时代以来巨量的文学垃圾,而少数具有精神自省的自由中国作家所创作的有着较高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学精品难以面世,导致中国当代不仅文学界,而是全社会腐朽庸俗之风日盛,精神与思想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文学作为引领人类精神的灯塔的作用日益退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初浅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的体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受西方近代女权运动的影响,涌现了一批女性主义色彩鲜明的时代作品。本文以著名作家李凖先生的经典代表作《李双双小传》为例,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分析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女性思想变化。
关键词:《李双双小传》;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
在二十世纪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影响下,中国文学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先进思想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其中,女权思想是摆脱封建礼教枷锁的标志,更是社会风气转变的典型表现。女性思想的变化在她们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态度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映了新时代女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争取男女平等的思想更是渗透到了她们日常言谈和行为举止中。下面将从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出发,以《李双双小传》 为例,分析女权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受压迫并不是个人蓄意行为的结果,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换个角度来说,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阐释,即受父权制影响,妇女只能留在家中料理家务,男人负责外出劳动,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的妇女们在经济上处于劣势,也就导致了她们在家庭中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处于受压迫的地位。
女权主义者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劳动概念,在重建劳动的过程中必须避免千篇一律的、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工作,而是要在工作环境中发展自我的同时也改造着外部世界。
新中国建立以来,妇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她们积极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劳动中。《李双双小传》就是反映这一时期妇女思想意识发生转变的典型文学作品。创作当时正处于我国建设发展的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部作品在时代特色的渲染下鲜明地向读者传达了女性主义的思想。
作品一开始便交代了女主人公李双双的丈夫喜旺对她几个称呼,“俺家做饭的”、“俺那个屋里人”、“俺小菊她妈”,街坊邻居则称呼李双双为“喜旺家的”、“喜旺媳妇”、“喜旺嫂子”。可以看到,不管何种称呼,都是依附在丈夫和孩子的名下,李双双依然是夫权社会的一个附庸,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女子称呼的某某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双双在没有走出家庭之前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人物形象 ,完全没有李双双的个人色彩,毫无独立性,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论里所提到的“异化”――劳动者与自身的疏离,是完全没有自我的表现。妇女们所体验的不是自己的意愿,妇女们劳动的成果和妇女本身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男人,这个在男权主义家庭中的掌权者。
从作品中李双双自己写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家务事,真心焦,有干劲,股不了!整天围着锅台转,跃进计划咋实现?只要能把食堂办,敢和男人来挑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用来描述妇女工作本质的一句话――“女人的活儿永远干不完”。家务活儿干不完也就没有多余经历参与社会劳动――当时的公社化生产,所以李双双在大字报上大声疾呼,要求从繁杂的家务活儿中解脱独立出来,勇于同男性进行劳动上的竞争。
这种要求男女平等,和男人们一样参与公共劳动的想法在后来双双和喜旺的几次争吵对话中同样被双双强烈地表达出来――“人家都在大跃进哩,我就不能走出这个家?”、“外边大跃进干红了天,我还能叫这个家缠我一辈子?”。父权制的标准就是需要女人待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也如此,所以男人比女人能更自由的在家庭之外工作。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到,妇女解放的两个前提之一就是女性重新进入公共产业。社会主义派女权主义者通常把妇女和无产阶级对比,她们认为妇女应该放弃为男性这个统治群体的利益服务的“被男性认同”的思想意识。
作品中还有这样一个桥段:“……合作化以后,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双双虽然做活少,可也有人家一份。喜旺这时候办个什么事,也得和双双商量商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哈特曼的文章曾指出,工资差异是造成妇女屈从地位的主要因素之一。妇女的工作通常不是按照个人意愿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社会性别分工限制的。工资又是家庭的核心经济基础,也是妇女在经济上长期依附男人的根源所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妇女的经济利益和独立性放在首位,正如双双在处理公社食堂的事务和与家人邻居之间的关系时所变现出来的独立自主,大公无私和正直负责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集中关注的妇女作为工人的经验和她们在家庭中位置的交叉作用。
正如学者卡罗尔?埃尔利希所说,对妇女而言,要获得这样的认识――那就是作为女人,她们受到压迫,但她们并不低人一等,而父权制社会的需求也不都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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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问题在于不断发现真的过去,在于用材料说话,让人如何在现实中可能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历史形象与历史题材创作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键字:历史题材创作 历史形象 历史
[摘要] :为比较方便地将文学作品(包括影视剧)中的历史题材与历史著作中的“历史”概念进行区分,可用“历史形象”一词来概括文学中表现出来的与历史相关的因素。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历史题材热”与我国当代消费文化的出现与发展息息相关。在这里,历史是被作为“形象”来消费的,它不是“资治通鉴”的对象,而是作为一种虚幻的“形象”变成了供大众进行消费的对象。
历史题材自古以来就是文学作品乐于表现的重要对象。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写有专以历史题材作为表现对象的历史剧,小说家司各特特别善于以历史题材来写小说。在中国,比较典型的就是《三国演义》。即使是《水浒传》与《西游记》,都有真实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存在。可见,小说作为虚构的艺术,借诸于历史题材创作,竭力要向读者营造它所叙述的事是真实发生的事的假象,本身是其技艺的组成部分。那么,一旦历史进入到文学中,我们又该如何看待现身于艺术中、本身又带有艺术特点的历史?又如何去看待它的真实性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必然要置身于这样的困境:是否将文学中的“历史”与历史著作中的“历史”等量齐观?为解决这种困境,我主张用“历史形象”一词来概括文学中表现出来的与历史相关的因素。这个概念有可能使我们比较方便地将文学作品(包括影视剧)中的历史题材与历史著作中的“历史”概念进行区分,从而有可能使我们站在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看待文学作品中的历史题材的表现问题。
小说叙事作为艺术,总是与虚构、想象等人类的艺术行为有关,它的人物、事件、情节与场景总是被塑造与想象出来的。即使是历史小说,一个作家确实提供了许多真实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被视为现实存在过的场景、事件和人物,但是,小说中真实的信息,并不像我们一般要求于历史著作那样地严格。正是在这儿,我们能发现“历史形象”的两个特点:一方面,它与历史——即被视为现实存在过的场景、事件和人物——有关;另一方面,它与艺术形象有关,在某种意义上,这甚至意味着,小说中的“历史形象”,首先要被视为小说形象中的一部分来看待。于是,历史形象问题就可能成为评论和研究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关系到对历史与文学两种文类的联系与界限的认识。
同作为一种叙事的技艺,历史与诗(史诗)有着共同的源泉。在古代希腊的神话传说中,文艺女神缪斯是宙斯和记忆女神的九个女儿,各司其职,分管历史、史诗、抒情诗、颂歌、喜剧、悲剧等。在这里,历史与诗同被视为一种艺术(技艺),而且都是记忆之女。就某种意义而言,诗也可被视为记载历史(记忆)的一种技艺。以这种观点来看待《诗经》中一些被学者认为具有“史诗”性质的诗,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些诗是记载民族记忆的一种方式。
然而,历史与诗的这种同源性并不能掩盖它们的相异性。古代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就区分过诗与历史的界限。在《诗学》中,他明确地说:
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1](p28-29)
亚里斯多德通过诗与历史的比较,用意是阐述诗的摹仿也具有真实性,并不像柏拉图所说的“和真理隔了三层”,是不真实的谎言。亚里斯多德所谓的可然律是指在假定的前提或条件下可能发生某种结果,必然律是指在已定的前提或条件下按照因果律必然发生某种结果。换言之,历史所写的只是个别的已然的事,事的前后承续之间不一定见出必然性;诗所写的虽然也是带有姓名的个别人物,但他们所说所行不是个别的,而是带有普遍性的,合乎可然律或必然律的。
因此,诗比历史显出更高度的真实性。亚里斯多德强调了诗的哲学色彩,认为诗与哲学一样是一种知识与理解的东西,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亚里斯多德借此肯定了艺术的真实性不同于历史层面的真实性,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肯定了艺术的虚幻性。就这个意义而言,亚里斯多德在自己的文学理论中为文学的想象留下了合理的空间,他说:“如果诗人写的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他固然犯了错误;但是,如果他这样写,达到了艺术的目的,能使这一部分或另一部分诗更为惊人,那么这个错误是有理由可辩护的。”[1](p93)
从上述亚里士多德关于诗与历史的不同的相关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亚里斯多德对“历史”的理解是某种带有编年纪事性质的“编年史”,这是由个别的不具有可然律和必然律的历史事件组成的。然而,此后的历史写作使“历史”本身的内涵发生了亚里斯多德未曾预料到的变化。也就是说,一旦“历史”也成了一种叙事的技艺,是一种历史学家编修的具有可然律和必然律的一种艺术时,情形就变得非常复杂。一方面,一些历史书籍可以被视为是文学;另一方面,一些文学书籍在特定的场合里,又被视为历史。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就变得是需要辨明的东西,而不是不言自明的东西。被鲁迅称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在文学史上被视为是“发愤抒情”之作,而在史学中被称为具有“实录”特点的作品。在“实录”和“抒情”这一绝不可相类的两个概念之间,《史记》究竟是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就不是一个能够清晰地予以回答的问题了。同样,《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与曹操的形象被众多的读者认同为真实的历史人物本来的面貌,也是常见的事。也就是说,历史与诗的界限看似清晰,实际上又是模糊的。
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端于美国的新历史主义提出了对历史的一种全新看法,这种看法将历史写作视为一种类似于文学的话语写作。新历史主义的学者之一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和《历史主义、历史与修辞想象》等文章中认为,历史是一种诗意的虚构的叙事话语,对它的阐释需要修辞性的阐释。他引用加拿大学者弗莱的理论认为历史接近于诗歌,属于话语写作的范畴,在其中存在神话式的情节结构,其本质是一种杂交式的文类,是和诗歌结合后的产物。当历史学家在努力使支离破碎和不完整的历史材料产生意思时,必须要借用柯林伍德所说的“建构的想象力”。所以他认为把历史叙述成悲剧、喜剧、传奇或讽喻,完全取决于历史家本人的叙事观点——如历史家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
他认为历史事件本身并没有内在的美学效果,是历史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赋予了它。所以他说“历史是象征结构、扩展了的隐喻”。[2](p160-168)如果带着这种眼光去看《史记》,我们发现,叙事中体现出来的使人震撼的美学效果,像刘邦、项羽和荆轲这些人物形象,只能被视为是司马迁个人的想象力作用于特定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产物,而很难说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也就是说,站在“历史”这一角度看,《史记》往往缺乏真实性;而只有站在艺术叙事这一角度看,《史记》才具有艺术上的“真实性”。这真是一个暖昧不清的真实性问题。这样,只有将《史记》视为接近于诗的话语写作,我们才能理解:它所体现出来的叙事艺术成就,属于艺术性的技艺,而不属于“历史”。
这种新历史主义关于历史的看法对历史而言几乎是颠覆性的,其直接后果是否定了亚里斯多德认同的诗与历史的界限。这里的积极意义,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历史著作的新的方式,使我们在关注“历史”这一术语“讲述过去的事”这一属性的同时,去思考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谁写下了它?”这个问题使我们关注这样一种现象:历史表述往往并不将我们引向一种关于过去的事件及其发展逻辑的真理,而是特定的作者带着特定的个人与时代的“偏见”写下来的关于过去的事的解释。因此,分析历史著作就像分析小说一样,既要考虑到组成它的人物、事件与情节,也要考虑这些表述中带有作者个人印记的美学效果。
新历史主义关于历史的这一看法,同样也能为我们如何看待文学中与历史相关的写作提供新的观察方式。就某种意义上讲,历史题材创作中的历史形象,似乎才更合适地被视为是海登?怀特所谓的“话语写作”,是作家依据“建构的想象力”对“历史”的重构。在这儿,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合二为一,或者说,历史叙事消融于文学叙事之中。当然,在不同的历史题材作品中,历史形象对“历史”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西游记》中也使用了“玄臧取经”这一历史事实,然而,它的表现方式与《三国演义》对历史题材的表现方式是绝不能相类的。因此,根据历史题材作品中对“历史”不同的使用与改编方式,我们可以将历史形象大致分为这样三类:纪实类、戏说类与介于纪实与戏说之间的中间类型。在这儿,考察的一个中心问题,或者说,据以划分的一个核心标准,即是历史形象对“历史”的表现方式问题。
所谓纪实类的历史形象,即是指在历史题材创作中,作者是本着为历史作纪实性的记录(作品本身也体现出来)的精神塑造出来的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形象,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在市场上相当红火的以领袖为题材的纪实类作品就属于这种类型。所谓戏说类的历史形象,即是指那类除了人名是真的,而所叙述的所有事都是虚构的历史题材创作现象,像电视剧《戏说乾隆》即是此类作品的典型。所谓介于纪实与戏说之间的中间类型的历史形象,实则上是一个相当难以界定的概念,它只是指明了它所处理的历史题材是介于“纪实”与“戏说”之间的,文学史上出现的大量历史题材创作,都属于此种类型,典型的就是《三国演义》,郭沫若的历史剧也应该属于这种类型。这三种类型历史形象的划分,大致上勾勒出了历史题材创作的基本面貌,体现出了作者在进行历史题材创作时对“历史”不同的处理方式。
历史形象这一概念的提出,对我们认识当前的历史题材创作,也是相当有益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经常会以历史中个别的事实甚或是对历史人物的整体评价的错误来指责文学作品与影视剧中的历史表现缺乏真实性。除了炫耀学问的吹毛求疵,这种指责一般而言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与一个民族整体的文化记忆相关,往往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中相当重要的媒介,所以历史学家所要求于历史的,是能够起到传统上所谓的“资治通鉴”的认识与教育功能。而传统的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形象,往往能够与这种传统功能相适应。像郭沫若的历史剧写作所体现出来的“以古鉴今”的特点,就是自觉与有意识地在文学作品中发挥历史形象这一传统功能的例子。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于中国的小说与影视剧中“历史题材热”现象中的历史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却不能不说是往往与这种传统功能相左,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历史题材热”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转型时期开始的产物,其传播载体以长篇小说和影视剧为主,其主人公多是历代的王侯将相。这种历史热现象与我国转型期消费文化的出现与发展息息相关。以实用性、世俗性、当下性为价值取向的消费文化,在催生了“历史题材热”的同时,又内在地决定了其中的历史形象的特点。在众多的历史题材小说和电视剧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和制作者那种“欲抱琵琶半遮面”的创作状态:一方面试图将故事引向对历史的“再现”,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大众感兴趣的一些视点重新诠释与“化装”历史;一方面试图以巨大的场景和完整的叙事展现古代气象,另一方面又是商业主义的,世俗的。这些历史题材的作品,有点类似于杰姆逊分析怀旧影片时所提到的特点:“它们对过去有一种欣赏口味方面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非历史的,这种影片需要的是消费关于过去某一阶段的形象,而不能告诉我们历史是怎样发展的,不能交代出个来龙去脉。”[3](p206-207)这种历史形象消费,是非历史的形象消费。
在这里,历史是被作为“形象”来消费的,它不是“资治通鉴”的对象,已经失去了亚里斯多德所谓的“叙述已发生的事”的传统的叙事功能,它不再必然地与传统的精神、气度、道德联系在一起,而是作为一种虚幻的“形象”变成了供大众进行消费的对象。历史变成了“文化工业”的制作者所选取的形象消费的一种,从而沾染上了极浓的流行趣味,其与历史意识相关的深度感消失了。杰姆逊说:“过去意识既表现在历史中,也表现在个人身上,在历史那里是传统,在个人身上就表现为记忆。现代主义的倾向是同时探讨关于历史传统和个人记忆这两方面。在后现代主义中,关于过去的这种深度感消失了,我们只存在于现时,没有历史”。[3]
一般说来,过去意识(历史意识)可理解为个体对整体人类时间的一种连续性存在的意识,或对过去历史上兴衰成败变革的意识,这是一种深沉的与传统相关的意识,构成了传统的历史小说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当代的历史形象消费中,虽有部分作者企图将故事引向对历史所谓的“再现”,以完整的叙事展现古代气象,但是,这往往也会淹没在整部作品对流行趣味的迁就和迎合上。在历史热中,我们没有走向历史,反而是在告别历史与传统,从而浮在表层,在非历史的感性经验中感受当下。这正是在当代的历史题材创作中,历史形象的塑造所体现出来的新特点。
(1)亚里士多德. 诗学诗艺[M]. 罗念生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海登?怀特. 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A].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 张京媛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杰姆逊. 后历史主义与文化理论[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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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评论是以一定的标准对美术作品或美术现象所作的评定和价值判断。美术评论是美术欣赏的深化,就是在感受的基础上,以理性的分析揭示美术作品、美术现象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美术发展,但是由于受到各方面制约,美术评论有时有很大的局限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引导学生参与美术作品评论的有效途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美术作品评论是在感受作品的基础上,以一定的标准对美术作品所作的理论分析或价值判断,揭示美术作品、美术现象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美术评论具有沟通、协调创作与欣赏者关系的功能,凭借个人经验进行的一种直觉反应辨别美术作品真伪,以提高美术创作质量和观众审美素质。美国现代著名美术教育家艾斯纳认为现代美术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审美学、美术评论、美术史和美术创作四个方面相互渗透,提出“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的教育理念,通过由简入繁、循序渐进的引导教学方式,提高他们创造视觉艺术形式以有效地表达思想的能力。因此,引导学生积极进行美术作品评论,对美术教育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美术学学科建设需要突出美术评论
美术学作为是艺术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包括美术理论、美术史、美术评论三大部分。。美术理论主要是指美术基本原理,从某种意义上讲美术评论理论也是美术理论的组成部分;美术史是由美术史学家和历史考古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美术作品、美术文献、美术遗迹进行发掘、研究、探讨,客观地揭示美术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的科学;美术评论理论和美术评论活动相对的独立性,因而美术评论和美术理论常常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进行探讨。
美术评论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三者构成美术学的基本内容。美术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就是美术评论,通过运用一定的批评方法与原则,对美术作品的形式、语言、内容、题材、思想和风格进行品析、评判,从而揭示其价值,分析其优劣,或者对美术思潮、美术现象、美术活动、美术流派进行分析评价,揭示其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可以说,美术评论也是一项操作性、现实性比较强的创作实践活动。加强美术学科化建设,加强批判对艺术教育、普通教育的渗透,强调美术评论和普通教育、大学教育、艺术教育、素质教育的关系,让美术评论在艺术教育中成为非常重要的手段已是当务之急。
(二) 美术教学需要强调学生对美术作品评论
追求“技术至上”是我国美术教育长期一直难以改变的现状,教师过于“重技轻道”,或者是理论家们的“重道轻技”,对现代美术教育根本特性与终极目标缺乏认识。而美术评论除了对美术创作有准确的判断外,促进美术实践的正常、健康发展,对美术创作以及社会的价值取向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具有监督、促进机制功能。有美术教学中,引导学生对艺术作品自由进行审视评论,挖掘自身创造潜能,充分发挥想象力,展现自己的真实情感,从而培养其自主意识、独立人格和创造才能。美术教学中,学生对美术作品的评论,一般分为美术欣赏和美术批判。
美术欣赏教学旨在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健康美好的趣味,其主要特征是通过艺术形式的直接感知和审美体验获取多种功用,美术批判渗透着学生的主观意识,但其目的却不是单纯地表述学生个人的具体的审美感受,而是要学生在主观感受的基础上理论分析、揭示出作品或美术现象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如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一方面要有丰富变化笔墨,另一方面要需要表现着特定的内容。因此,在美术教学过程中,要通过批评沟通与协调创作与欣赏的关系,发挥美术评论的鉴别真伪、祛邪扶正的作用,并以此提高美术创作的质量和社会的欣赏水平,有效促进美术教学上新的水平。
(一)提倡学生对美术作品进行自主评析,以提升创造力
经过笔者的多年教学经验,通常情况下,学生对自己的作品看久了,会产生审美上的“陈旧”之感,这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倾听他人对自己作品的评论,借鉴别人作品的独到之处,用新的视觉形象来补充自己。通过美术评论,往往会碰撞出学生的思想火花,突然萌生的创作灵感。在一些发达的国家,美术教学常常会把培养学生的评析能力当作培养学生创造能力的重要途径。
在法国的中小学美术教学大纲中,从幼儿园开始就逐步培养学生评论自己作品的能力,到中学毕业,学生基本可以使用艺术的专门用语,去评价同学的作品,并能欣赏和理解艺术作品。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在美术史上曾产生众多举世闻名的艺术家和流派的原因了。美术教学不能把美术课单纯地作为一门纯技术的课程,而应当注重通过观察、实践、评论等手段来发展学生的感知能力。例如在引导学生去评论徐悲鸿先生的画,可以从让学生评论为什么画中的各匹马与我们画的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为什么我们画的画就不能像徐悲鸿先生描绘得栩栩如生呢?通过评论,可以让学生懂得美术作品来源于生活,从而使他们知道,好的作品必做要在认真观察的基础上,进行美术创作。这样一来,既可发展学生的创造力,又可以加深学生的艺术修养。
(二)以引导自主评析为手段,丰富学生的多元知识
自主评析中常常会涉及到许多方面的知识,如历史、宗教、文化、美学、文学艺术等等,不仅反映着学生综合素质,也体现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学生的知识越丰富,就越能观察和发现问题,在评析中就有独到的见解。教师应当引导学生以自己的知识和体验,从正面肯定他们探索的精神,使学生在自主评析过程中,集思广益,时刻处于积极的探究之中,逐渐理解作品。例如在教完一单元山不画,可以通过画展的方面,引导学生对自己和他们的作品进行评析,对一朵花、一只鸟的寓意、背景都加以研究。当学生感动自己作品不足时,也会从别人的作品得以启发,在评析中总能带给人很多新的知识,丰富学生的知识面。
(三)引导学生掌握美术欣赏方法,提高对美术作品评论能力
众所周知,每件美术作品都使用了美术素材,而美术作品素材及其作用是观众理解美术作品的有效途径。因此,在欣赏美术作品时,应当从线条、形体、色彩、明暗、笔触等方面了解其艺术语言的特点,掌握一定的美术形式的原理,以便于理解作品的思路。在一门特定的艺术领域里不断训练,不断观察和鉴赏一种特定类型的美来提高或改善审美方面的能力。美术艺术的独特牲力就在于它能够鲜明生动地表达情感,美术艺术善于表“情”,善于表现人的喜怒袁乐等各种各样的情感。
而欣赏美术作品时对美术作品所能表达的情感有所体验、体会,即需要从大多数美术作品中感受到这些作品的大致情感类型,欣赏美术作品时不满足于对美术作品的悦目与情感的体验上,而是把美术作品中得到的情感体验与某些现实事物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故事情节联系在一起,通过理性品味的方式理解美术作品。这种欣赏方式对美术作品评论起到积极作用。学生掌握了美术欣赏方法,在评论过程中,能说到作品的点子上,从而提高学生对美术作品的评论能力。
综上所述,在美术教学中,首先要认识到学生参与美术作品评论的重要意义,做好课前准备工作。在讲授过程中,教师可以对作品的时代背景、画家生平、美术作品所表达的情感、形象、内容等进行介绍,但一定要适当而有节制,对美术作品的讲解不宜过多、过细,正确引导学生的联想与想象活动,应给学生留有思考和想象的余地,使学生能正确领悟到美术作品内容。在深化美术教育改革的今天,引导学生参考美术作品评论,实现探究性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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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字》讲述了发生在北美殖民时期的恋爱悲剧。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嫁给了医生奇灵渥斯,他们之间却没有爱情。在孤独中白兰与牧师丁梅斯代尔相恋并生下女儿珠儿。白兰被当众惩罚,戴上标志“通奸”的红色A字示众。然而白兰坚贞不屈,拒不说出孩子的父亲。小说惯用象征手法,人物、情节和语言都颇具主观想象色彩,在描写中又常把人的心理活动和直觉放在首位。因此,它不仅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同时也被称作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篇。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红字》中珠儿在海斯特形象塑造中的作用艺术理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在《红字》中,纳撒尼尔·霍桑刻画了一个深入人心的形象---珠儿。该人物在展现该作品主人公海斯特的形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珠儿在小说中的身份的分析,探讨了她的多重身份对于海斯特形象的刻画和小说中多重信息传递的作用。
关键词:珠儿;激情;罪孽;信仰;论文下载
论文正文:
《红字》中珠儿在海斯特形象塑造中的作用
《红字》是美国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代表作。作者通过讲述了一个爱情与罪恶的故事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人性中的各个方面,也塑造了一组形象丰满生动的人物,其中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这一女性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而海斯特·白兰的女儿—--珠儿这一人物更是在丰富海斯特这一主人公形象以及增加作品艺术手法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即尝试对珠儿在作品中扮演的多重身份进行分析,探讨珠儿在刻画海斯特的多重特质上所起的作用。
在《红字》中珠儿是海斯特和牧师丁梅斯代尔的私生女,因此,她实际上是她的父母激情的产物。她的出生代表着她的母亲海斯特天性中无法压抑的热情和奔放。在通奸事发之后,海斯特成为了一个罪人。从监狱释放之后,海斯特带着珠儿住在了简陋、狭小且远离大众的茅屋中,过着简朴、节制且离群索居的生活。她自己的衣服是用最粗糙的布料制成,颜色也是最为暗淡的,唯一的装饰就是代表通奸的红字。从表面看来,海斯特实践着清教徒所秉承的教义—--崇尚节俭、艰苦的生活和自我克制、扼杀一切享乐的思想并以自己的行动祈求上帝的宽恕。然而,当她给珠儿制作衣服的时候,却“充分发挥了华丽的倾向,用鲜红的天鹅绒为她剪裁了一件式样独特的束腰裙,还用金丝线在上面绣满新奇多样的花样”。
这样的装扮使得珠儿成为了“世上前所未有的活跳跳的一小团火焰”。珠儿是海斯特生命的延续,也是她激情的产物,作者将珠儿比作代表生命力和热情的火焰暗示着海斯特的激情在珠儿的身上得到了体现和延续。珠儿的服装是华丽夺目的,完全背离了清教对于简朴着装的要求,因此,珠儿恰恰象征着不容于清教社会的海斯特的激情。在霍桑笔下,海斯特是一个充满精力和野性的女性,在严格的清教教规的约束下,她的通奸行为体现了她不受约束的天性,而珠儿也被作者塑造成了海斯特野性的化身。
在面对大众关于珠儿生父身份的质问时,海斯特坚称珠儿没有尘世的父亲,在这一点上霍桑否定了珠儿的实体性,把她变成了海斯特的影子和情感化身。当被问到谁创造了她时,珠儿“宣称她根本不是造出来的,而是她妈妈从长在牢门边的野玫瑰丛中采下来的”。野玫瑰是野性的象征,通过这一回答作者暗示了珠儿从海斯特身上继承到的野性、坚强和不受拘束的特点。而当那些野蛮的印第安人和水手们看到珠儿时,他们感到珠儿甚至比他们还要野。
海斯特的头发乌黑浓密,象征着她的激情,在通奸事发之后,海斯特就把她的头发束了起来。这一行为象征着海斯特对自己激情的控制,然而,珠儿的头发也象海斯特一样,浓密亮泽,从这一点上,作者通过珠儿展现了海斯特压抑的天性。
在小说中,霍桑不止一次提出珠儿是活的红字,代表着海斯特所犯的罪行。珠儿从婴孩时期就表现出对代表通奸的红字的特殊兴趣,红字是这个世界上她第一个兴趣所在。海斯特带着珠儿到贝灵汉总督府时,珠儿穿着的红色服装“使目睹者不可遏止也难以避免地想到海斯特-白兰胸前注定要佩戴的那个标记。”在其他人的眼中,珠儿是海斯特所犯罪孽的证据,甚至对海斯特本人来说,她的女儿也是对她的罪孽的惩罚。珠儿对于红字的敏感暗示着在她和象征罪孽的红字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
小说中,海斯特一度试图摆脱红字带给她的耻辱,然而她的尝试都归于徒劳,因为珠儿始终在提醒这个耻辱的存在。每当海斯特想要通过赎罪来摆脱羞耻感时,珠儿都会出现,使海斯特意识到即便做上数以千计的好事,她也永远无法再次获得纯洁。她所犯的罪是无法被洗刷的。在小说中关于海斯特没有选择离开新英格兰来逃避耻辱的原因,霍桑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海斯特选择留下是因为她把自身的经历看做尘世的惩罚。她幻想自己在忍受红字带来的精神折磨之后能够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然而霍桑也指出这种想法“一半是真实,一半是自我欺骗”。
一方面,海斯特的确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净化了自己的心灵,使红字获得了通奸以外的新的含义—--能干和天使。而在另一方面,海斯特的奉献并没有使她成为一个圣人,因为她首先是一个犯了通奸罪的罪人,她所做的一切首先是为了求得上帝的宽恕。因此无论海斯特在后来如何获得别人的尊敬,红字始终佩戴在她的胸口。因此当海斯在林中特摘掉红字时,珠儿大发脾气,手指着海斯特的胸口,拒绝到海斯特身边去。当海斯特要求珠儿帮她把红字捡起来时,珠儿直接拒绝了她,而要求海斯特自己拾起红字佩戴上。
当海斯特重新佩戴上红字后,珠儿抱着海斯特,表现出了前所未有了温柔并且说“现在你才真是我妈妈了!而我也是你的小珠儿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珠儿和代表罪孽的红字是相互依存的,红字是珠儿出现在世上的理由。只有红字存在了,珠儿才能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因此,可以说珠儿是海斯特罪孽的化身,她在海斯特认识自身的罪孽和赎罪的过程中始终起着提醒和监督的作用。
在《红字》中,霍桑不仅表达了罪与赎罪这一宗教主题,同时还探讨了罪恶对于人性的影响。可以说《红字》的成功一部分也源于作者表现出的人文主义的内涵。在《红字》结尾,海斯特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她的罪孽最终得到了救赎,而珠儿在她的自我救赎过程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历尽艰辛的日子里,海斯特始终以极大的勇气和来自周围的鄙视以及来自自身的罪恶感斗争,而在这一过程中,是珠儿给了她勇气和力量。因此,珠儿的另一个身份就是海斯特信仰的化身。只有激情和欲望的海斯特毫无疑问是无信仰的、轻浮和肤浅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必定无法承担来自于公众和教会的责难。支持海斯特经历一切艰难困苦的正是她对宗教的信仰。而这一信仰正是通过珠儿得到了体现。
尽管珠儿是海斯特罪孽的象征,但她在海斯特自我净化的过程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珠儿声称自己是海斯特从长在牢门边的野玫瑰丛中采下来的,而这恰恰暗示了上帝的仁慈。霍桑在小说中提出野玫瑰丛在古老苛刻的原野中侥幸存活,而正是大自然的仁慈和怜悯让它活了下来。尽管珠儿是私生女,她的出生也违反了宗教教法,但她却没有收到父母罪孽的过多影响。在霍桑的笔下,珠儿是罪恶的产物,然而,她的“灵魂却要在天国中得到祝福”。虽然珠儿的父母象亚当和夏娃一样遭受到惩罚被逐出伊甸园,但她却“象有一轮圣洁的光环围绕着”。
而当珠儿反复追问红字的含义时,海斯特也开始扪心自问“如果把小珠儿不仅当做一个尘世的孩子,也当做一个精神使者,对她抱有忠诚与信任,那么,她难道就不能承担起她的使命,把冷冷地藏在母亲心中、从而把那颗心变成坟墓的忧伤扫荡净尽吗?-----并帮助母亲克制那一度十分狂野、至今仍未死去或入睡、而只是禁锢在同一颗坟墓般的心中的激情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海斯特的心中,珠儿也充当了一个指引者的身份,指导她清洗自己的罪孽从而获得上帝的救赎。在小说中,海斯特反复告诉珠儿她是由上帝赐予的。
因此珠儿代表了海斯特对于上帝的信仰。有了珠儿,海斯特就有勇气来弥补自己的罪孽。霍桑通过丁梅斯代尔之口证实了珠儿作为信仰化身的作用:“上帝赐给她这个孩子,尤其意味着,要保持母亲的灵魂的活力,防止她陷入罪恶的更黑暗的深渊,……如果她能把孩子送上天国,那么孩子也就能把她带到天国!”在巫女西宾斯太太邀请海斯特晚上到树林参加黑男人的聚会时,海斯特回答“我得呆在家里,照顾好我的小珠儿。要是他们把她从我手中夺走,我也许会心甘情愿地跟你到树林里去”,而霍桑也在此处直接发表了自己对于珠儿作用的看法:“这孩子早在此时就已挽救了她免坠撒旦的陷阱。”因此,珠儿的形象也升华到了一个挽救者的高度,象征着海斯特的信仰。
通过本文对珠儿形象的简要分析,不难发现《红字》这部作品丰富的内涵的形成离不开珠儿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通过对珠儿多种身份的建构,霍桑成功地在其作品中完成了对主人公海斯特多重特质的塑造,同时也涉及了宗教、人性、神秘主义等多种主题的描写,使《红字》这部作品具有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也为后人从多方面对这部经典作品进行欣赏和解读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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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是一种键盘乐器,用键拉动琴槌以敲打琴弦。从十八世纪末以来,在欧洲及美国,钢琴一直是最主要的家庭键盘乐器。钢琴发源于欧洲,十八世纪初,意大利人克里斯多佛利(Bartolommeo Cristofori)发明的一种类似现代钢琴的键盘式乐器。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中国钢琴音乐作品中的民族特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钢琴传入中国以后,艺术家们对钢琴创作的技法和调式调性、曲式和声等方面都进行了民族化的探索使中国钢琴音乐文化不仅在表达中国人民的思想和民族意蕴,积累宝贵的经验,同时在世界的舞台上还占有一席之地。该文主要就钢琴音乐作品中音调、音色及演奏中的民族特性展开讨论。
关键词:钢琴 民族特性 钢琴音乐作品
中图分类号:J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3)04(b)-0240-01
钢琴作为西方乐器,在传入中国以后,我国的艺术家们就开始了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化创作。经过艺术家们的不懈努力,百余年里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中国钢琴音乐作品,这些钢琴音乐作品不但创作手法新颖独特,而且还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同时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化风格。经过这一百多的发展,中国钢琴音乐从1915年赵元任发表出版的中国第一首钢琴曲,到萧友梅和沈仰田多国外钢琴曲的模仿再到王建中的《百鸟朝凤》和黎英海的《夕阳箫鼓》的出现,则标志着我国钢琴音乐的发展进入到了一的成熟期。本文将从音调和音色的民族化特性、演奏的民族化特性和钢琴音乐中的联想等几个方面,来描述带有民族特性的中国钢琴音乐作品,进而说出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独特之处。
旋律、音调是中国音乐作品中最主要的表现手段。在中国所创作出来的钢琴音乐作品则是把传统的音乐当作蓝本,根据西方钢琴音乐作曲手法对中国传统的音乐进行改造而创作的。这些只要是与中国传统有渊源的作品,就会具有浓重的民族特色韵味,并且这独特的韵味风格就会显得十分突出、
民族化音色,音色是影响到整首曲子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中国传统音乐音色是一种线条美,常常是较自由的使用颤音和滑奏的演奏手法来修饰表现出来的,因此表现出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性的重要方式就是模拟民族器乐的音色和演奏手法。然而,我国的民族乐器在音色和音响上比较独特,就这种独特的音色和音响效果,使演奏的音乐富于浓郁的中国韵味,更充分的体现了我国广大人民的审美情趣。
对于钢琴音乐作品音色的民族化模拟,演奏者把钢琴作品演绎的惟妙惟肖,这样不仅可以引起听众听觉上的丰富联想与想象,还使得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化被广大群众接受。在中国模仿民族乐器奏法的钢琴音乐作品有很多,在这些作品中常常使用不同的奏法、不同的触键、及踏板的应用和在音色、音调上的对比来进行模仿。演奏者在模仿演奏此类的音乐作品时,只有把传统的演奏手法和西方的演奏技巧相结合,才能更好的发挥出艺术的感染力。例如,在唢呐改编曲《百鸟朝凤》中,作曲家在奏法和技巧方面大量的应用装饰音和和不协和的音程,来模拟表现出曲中唢呐的滑音韵味,这样就惟妙惟肖的模拟出唢呐的演奏风格与韵味。在二胡经典曲目《二泉映月》中,作曲家大量运用二度与三度单倚音来进行模拟二胡的滑音演奏技巧,使得曲子显得活灵活现。在《翻身的日子》中作曲家加入小三度和小二度装饰音,进行模仿管子的风格特征,还在乐曲中进行双手交叉演奏,左手低声部旋律演奏等等这些作曲演奏技法,使得曲子增加了诙谐的气氛。在这些音色、音调民族化的模仿中,同时也创造和发展了符合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特殊演奏技巧,也产生了在西方钢琴音乐作品中所没有的民族化艺术特色,更丰富了中国钢琴音乐中的民族特性。
独特的音色演奏和多种样的装饰音的应用是表现中国传统音韵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中国钢琴音乐作品文化血缘是和中国传统的音乐作品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哪部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在演奏艺术的意境上和演绎的音乐内涵上,都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息息相关。对与作曲家们无论是将中国传统的曲调与西方的作曲技法和在音调的色彩调性、和声织体的运用,还是对于新音色和民族神韵的追求,这些都是作曲家们为了体现民族化的特性特征。因此,这些所谓的民族化钢琴音乐作品在艺术表现上也应该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习惯与审美标准。
与中国传统乐器相比,钢琴的音色及润腔是比较单一的。要想完美的演奏出民族化的钢琴音乐作品中的民族神韵,演奏除了熟练掌握传统的演奏技巧技法外,还要会熟练的应用一些特殊的演奏技法。同时还要演奏者还要具有很高的传统民族音乐素养,更是熟悉民族音乐的特点,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民族音乐的风格和独特神韵,以自己合适的方式细致准确的表达出来,达到“人琴合一”的状态。
钢琴与中国传统音乐不同,它是一种固定音高的键盘乐器,它不像中国传统乐器那样可以作出特别细微的音高变化。钢琴在发音后,它的发音的音量是逐渐减弱的,而民族乐器可以收到一些外在因素而逐渐加强。还有就是钢琴音色受到钢琴本身决定的,这样就没有中国传统器乐那么富有表现力了。就钢琴的音色而言,它的音色是单一的,但是可以通过一些演奏方法和演奏技巧,对一些音区和音量的对比,完全是可以产生不同音色上的联想。像在弹奏《夕阳箫鼓》时,演奏者的脑海中就应该有哪些传统乐器的音色、音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有形联想。这有形联想就是演奏者在演奏时脑海中对作品的分析及对民族乐器的模拟,形成一种超前意识。从而是作品更具有民族化特性,使作品更富有表现力。
既然有这种有形的联想,那么在钢琴演奏中,就有无形联想。对中国人来说,创造和对艺术的再现追求是意境至上的。中国有句老话,“内得于心,外应于器”这是中国在器乐演奏中的美学标准之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形联想。这种无形联想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是超乎与具体的作品之外的。因此,要想真正的表现出民族音乐神韵,就有具有很高的民族音乐素养,扎实的民族文化功底,还要对音乐有较深的理解能力。同样还要求演奏者一定要在西洋钢琴奏法的基础,并结合本民族乐器的演奏方法,使自己领会作品中所蕴涵的浓郁的民族气质。在演奏中还要充分的发挥想像力,这样才能使作品起到传神的效果,以达到形神具备的境界。
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经过这一百多年的发展,无论是在创作,还是在演奏上都有了明显的民族化特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化特性的音乐特点。它以独特的创作手法,并且带有浓郁的民族音乐特色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音乐和独特的、带有浓重民族特性的钢琴音乐作品的无穷魅力。在世界多元化的今天,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创作应该在传统的音乐的弘扬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西方钢琴音乐文化的精华和成果,大力彰显我国钢琴艺术所具有的民族特征,以具有建设中国特色的钢琴音乐文化,使中国钢琴音乐民族化特性呈现出更加繁荣昌盛的新局面。
[1] 席悦.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特色[J].青春岁月,2012(4):11.
[2] 杨文.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化特征[J].音乐探索,2005(1):70―74.
[3] 毛凯.论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特性[J].作家空间,2010(9):25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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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宁曾指出:“有没有让所有观众都产生共鸣的东西?我认为有,这就是人性,爱,勇敢,就是基本的人生道德,就是不屈服的精神等。”冯小宁的作品始终坚持其社会责任和思想文化品位的追求,仿佛是浮躁世界中的一片净土,既是民族感情的一面镜子,又是对民族希望的最好的表达。其作品承载着高尚的理想与追求,重现了中华民族抗争非正义侵略时浴血奋战的壮烈场面,表现出充满血性的民族正气与正义,表达了民族自尊自强的决心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其中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情怀并非一味的说教,而是通过一种浪漫主义的呈示潜移默化地去打动人的思想和灵魂,令人自发地带着心中被唤醒的爱国热情奔向伟大的明天。他创作中展现的“浪漫的民族主义情怀”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和英雄主义,展现出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和人文关怀,也使得传统的战争题材创作具有了更强的观赏性和娱乐性,改变了主流创作就是刻板说教的惯性逻辑,为当代战争影片的发展做出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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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等。”人文素质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提高的过程,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方面。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培养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养,这种教育理念已经在高校越来越受到重视。古代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以及作品所塑造的鲜明的艺术形象,包容和体现着博大的民族精神,深厚的民族情感、崇高的民族美德、良好的民族心理,因此,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既是接受知识的过程,也是弘扬民族精神、宣扬民族伦理道德、渗透民族心理的人文素质教育过程。可以说,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最理想的课程之一。
首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民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跨度非常广,可以从史前文明一直追溯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在这段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比灿烂的精神文明,各个领域——包括文学、哲学、语言、艺术、军事、伦理、政治、经济——都留下了辉煌的文化遗产。我们可以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将这些优秀的文化传播到大学生当中去,让他们能够从中领会到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增强自身的民族自信心。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心理特征、文化传统、精神风貌、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又是一个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流传到今天的古代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历代作家人生理想和信念的精髓,那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者们;那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寻者们;那些“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贤良们;那些“舍生取义”的斗士们;那些“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爱国者们无不是我们学习和歌颂的对象,将古代文学中的这些经典篇目介绍给大学生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将我们的民族精神渗透到他们的思想意识中去,从而逐步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其次,古代文学作品具有强大的美育功能。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是一门非常具有美学氛围的课程。从别有韵致的诗词到骈俪的辞赋,从意蕴优美的散文到情节曲折的小说,古代文学作品呈现着多样的形式美,具体到作品中,我们可以欣赏到《离骚》的语言美、李白诗歌的韵律美、韩愈散文的格调美、柳宗元散文的自然美、辛弃疾词的崇高美、苏轼词的意境美、《牡丹亭》的心灵美、《红楼梦》的人性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就是一座美的圣殿。在这座圣殿里中徜徉,可以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让人们朝着真善美的方向前进,养成高尚的人格和高品位的审美价值取向。
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们今天培养高素质的大学生必须继承和借鉴的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将试听手段引入到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中来。例如在讲《诗经·秦风·蒹葭》的时候,可以播放邓丽君演唱的歌曲《在水一方》,给学生完美的视听感受;在讲李白诗歌的时候,可以找一些老一辈艺术家如乔榛、丁建华的朗诵音频,让学生可以在他们激情的朗诵中深刻理解诗歌的内容;在讲《杜丹亭》的时候,可以给学生播放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视频,让学生既能领会杜丽娘“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也以感受昆曲那优美的曲调。这些方法都可以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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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是高校中文系及相近专业(新闻、秘书等)重要的基础课和辅修课。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选本众多,为各高校自订自用。但或因选本陈旧,忽略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作家作品;或因选题思路偏狭,不能充分反映现当代文学整体面貌;或因选目过少,不能充分适应教学需要;或因篇幅太大,给学生造成的经济负担过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浅析应用型专业的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现当代文学课程是中文专业的必修课程,同时也是一些应用型专业如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程,是该专业学科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它不但承担着文学基本理论知识的传授功能,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为日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针对播音主持专业的培养目标,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要以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为导向,在教学过程中突出经典选读,不断革新教学方法,促进专业技能和文学学习之间的良性互动。
主持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远古时代,“部落的酋长和巫术祭祀中的巫师,是我们先民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的‘主持人’。”1从远古的巫师演变到现代的主持人,其中贯穿的基本精神是对民众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引导。尤其是在当下传媒时代,节目主持人在大众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是社会形象和公众利益的代表,是连接媒体和观众的桥梁,因此,主持人的文学素养,语言表达,形象气质是能否得到观众和社会认可的主要条件,文学素养是一个主持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它对塑造主持人的个人风格和节目的文化品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优秀的主持人不但要具有过硬的专业技能,同时还要具有深厚的文学知识。丰富的文学知识储备,可以使主持人在面对镜头时从容冷静,挥洒自如,增强语言表达的文采性,更好的引导和吸引观众,而一个不具有文学素养的主持人充其量只是一个传声筒,无法形成自身的风格魅力。其次文学素养指的是一个人对文学作品的鉴赏、理解的综合能力,它可以提高主持人对语言的感受和表达能力,更加准确深入的把握和传达节目内容的核心精神。同时,文学素养还有利于塑造主持人的形象和独特的主持风格,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话揭示了文学知识和个人风度气质之间的内在联系,文学不但可以让人增长学识,扩大视野,还能提升个体的人格修养。一个具有文化内涵和文学修养的主持人,通过自身的思想语言魅力会赢得观众的信服和认可,从而更好地发挥媒介传播的作用。总之,文学素养是一个主持人形成自身风格并能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播音专业所采用的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教材,大都篇目较多,无法在有限的学时全部讲完,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就要有所选择,根据播音主持专业的培养目标选讲篇目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作品选讲首先要选择文学经典。所谓文学经典是指“那种能经得住(纵向的)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是指那种能够穿越具体时代的价值观念、美学观念,在价值与美学维度上呈现一定的普适性的文学文本。…?是具有权威性、神圣性、根本性、典范性的文学文本。”2文学经典是经过历史淘选代表了汉语言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蕴涵着民族的智慧和精华,其普适性的价值观念对不同时代的读者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经典的功能之一就在于建立、承传和维护人文主义传统,因此,经典教育的意义首先在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比如鲁迅的小说典型地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把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立人”作为文学创作的要义。通过对这些经典的阅读有利于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增强社会责任感。
其次经典阅读可以让学生了解文学发展的脉络,把握时代精神演进的历史轨迹,比如郭沫若的《女神》集中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郁达夫的《沉沦》则代表了弱国子民的复杂心理,不读作品我们无法了解那个时代文学的风采与精神,也无法深刻体验历史文化的核心。总之,选择现当代文学经典进行重点教学不仅可以使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得到继承和弘扬,而且播音主持人是社会形象的一个代表,他们的整体文化素养的提升对民众具有积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从而促进社会精神文化的良性发展。
播音专业现当代作品的选择同时要兼顾文学性。文学作品呈现出来的首先是一种语言组织,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语言艺术上必然达到了较高的层次,准确优美的语言能够更好的描绘事物表达情感。唐朝贾岛“僧敲月下门”诗句中对“推敲”二字的反复斟酌成为千古佳话,说明了语言在表达中的重要性。有针对性地选择文学性强的文学作品可以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这对一个优秀的主持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现代文学著名诗人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起伏有致的音节,轻快鲜明的节奏,形象生动的语言,形成了语言而和音乐上的双重审美效果,表现了徐志摩轻盈飘逸、潇洒灵动的精神追求。通过对这首诗的学习,不仅可以对学生的人格塑造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可以从文学鉴赏的角度领悟到语言表达的技巧和方法,增强播音专业学生的业务实践能力。
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信息和多媒体技术,给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带来的新的活力和机遇,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之外,我们要充分利用多媒体开展多样性的教学方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结合播音专业的培养目标从以下几个方面有针对性的训练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
播音专业要求较高的语言表达能力,诵读法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可以培养学生的语感,提升语言表达的综合能力。诵读法是我国语文教学的一种传统方法,它通过口诵心惟,熟读静思,从而达到对文本全面深入的理解,古人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强调的就是反复朗读对领悟文义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诗歌教学中,诵读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提升学生语感和理解力的教学手段。
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中积淀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郭沫若的《女神》,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这些诗歌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层次,通过对经典诗歌的诵读学习,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语言素材,并内化为自身的知识储备,有一个强大的文学仓库才能在言谈中的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另一方面诵读也训练了学生的语感,叶圣陶先生曾经指出“文字语言的训练,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训练语感”。3语感是一种语言直觉,没有语感的人说的话就不动听,而语感的培养必须通过大量的阅读才能获得,课堂教学对经典的诵读就是强化学生对语言的感受和把握能力,更好的驾驭语言表情达意的功能。只有让学生在反复诵读中感知文学语言的魅力,才能拓展和提高学生的精神境界和语言表达能力。
针对一些具有多义性的文学篇目开展讨论式教学,在观点的交锋中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茹志鹃的《百合花》的主题历来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军民情,这是茅盾对其主题的概括,另一种是茹志鹃本人的阐释,认为小说表达的是“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对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结合文本分析形成自己的认识,展开辩论,充分发挥学生在分析文学现象的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语言组织清晰准确的表述自己的观点,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
播音专业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处在不断地探索阶段,对于我校的播音专业而言,可以以中文专业为学科依托,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重点培养文学语言类节目的主持人, 为国家培养具有高素质的播音主持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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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字》是美国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代表作。作者通过讲述了一个爱情与罪恶的故事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人性中的各个方面,也塑造了一组形象丰满生动的人物,其中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这一女性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而海斯特·白兰的女儿—--珠儿这一人物更是在丰富海斯特这一主人公形象以及增加作品艺术手法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即尝试对珠儿在作品中扮演的多重身份进行分析,探讨珠儿在刻画海斯特的多重特质上所起的作用。
在《红字》中,霍桑不仅表达了罪与赎罪这一宗教主题,同时还探讨了罪恶对于人性的影响。可以说《红字》的成功一部分也源于作者表现出的人文主义的内涵。在《红字》结尾,海斯特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她的罪孽最终得到了救赎,而珠儿在她的自我救赎过程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历尽艰辛的日子里,海斯特始终以极大的勇气和来自周围的鄙视以及来自自身的罪恶感斗争,而在这一过程中,是珠儿给了她勇气和力量。因此,珠儿的另一个身份就是海斯特信仰的化身。只有激情和欲望的海斯特毫无疑问是无信仰的、轻浮和肤浅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必定无法承担来自于公众和教会的责难。支持海斯特经历一切艰难困苦的正是她对宗教的信仰。而这一信仰正是通过珠儿得到了体现。尽管珠儿是海斯特罪孽的象征,但她在海斯特自我净化的过程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珠儿声称自己是海斯特从长在牢门边的野玫瑰丛中采下来的,而这恰恰暗示了上帝的仁慈。霍桑在小说中提出野玫瑰丛在古老苛刻的原野中侥幸存活,而正是大自然的仁慈和怜悯让它活了下来。尽管珠儿是私生女,她的出生也违反了宗教教法,但她却没有收到父母罪孽的过多影响。在霍桑的笔下,珠儿是罪恶的产物,然而,她的“灵魂却要在天国中得到祝福”。虽然珠儿的父母象亚当和夏娃一样遭受到惩罚被逐出伊甸园,但她却“象有一轮圣洁的光环围绕着”。而当珠儿反复追问红字的含义时,海斯特也开始扪心自问“如果把小珠儿不仅当做一个尘世的孩子,也当做一个精神使者,对她抱有忠诚与信任,那么,她难道就不能承担起她的使命,把冷冷地藏在母亲心中、从而把那颗心变成坟墓的忧伤扫荡净尽吗?-----并帮助母亲克制那一度十分狂野、至今仍未死去或入睡、而只是禁锢在同一颗坟墓般的心中的激情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海斯特的心中,珠儿也充当了一个指引者的身份,指导她清洗自己的罪孽从而获得上帝的救赎。在小说中,海斯特反复告诉珠儿她是由上帝赐予的。因此珠儿代表了海斯特对于上帝的信仰。有了珠儿,海斯特就有勇气来弥补自己的罪孽。霍桑通过丁梅斯代尔之口证实了珠儿作为信仰化身的作用:“上帝赐给她这个孩子,尤其意味着,要保持母亲的灵魂的活力,防止她陷入罪恶的更黑暗的深渊,……如果她能把孩子送上天国,那么孩子也就能把她带到天国!”在巫女西宾斯太太邀请海斯特晚上到树林参加黑男人的聚会时,海斯特回答“我得呆在家里,照顾好我的小珠儿。要是他们把她从我手中夺走,我也许会心甘情愿地跟你到树林里去”,而霍桑也在此处直接发表了自己对于珠儿作用的看法:“这孩子早在此时就已挽救了她免坠撒旦的陷阱。”因此,珠儿的形象也升华到了一个挽救者的高度,象征着海斯特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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